1. 专升本


“读个中文专业,到底有什么鬼用?”

我可以卖文为生了,于是,决定辞职。

请问你在大学读的什么专业?

中文。

喔,文人啊。

一聊到这,谈话就没必要再进行下去,因为怎么听起来都像是讽刺。

我,就是学中文的。确切地说,应该是汉语言文学,这是个让我尴尬半生的专业。

1991年的夏季,我经历了湖南史上最严酷的高考,因为文史类不考数学,导致北大清华对实施同一政策的湖南、海南、云南的文科生几乎关闭大门。

我所在班级110多个学子,上线的才9个,包括中专生。

而我上了大专线。

录取学校没有意外:湘中某师专;专业也没有意外:汉语言文学。

和湖南师大差八分。

其实我还蛮高兴的,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低调,考上大专,意味着国家给了你一个饭碗。

然而,亲戚朋友们却开始为我担忧,他们说话一针见血:考什么不好?考个师范院校;读什么不好,读个中文。将来娶老婆都困难的。

成绩不帮忙,有什么办法呢?

我父亲吓了,赶忙带我去长沙,找到我亲表哥的亲堂哥,省机关的一位干部,正在住院打吊针,想到自己亲堂弟的亲表弟以后可能娶不到老婆,岂敢疏忽,拔了针马上去找省税务专科学校,想争取一个名额。

税专回答:名额满了。

这位哥有点无奈,安慰了一句:读中文专业,也好。

我当时没有意识到,一扇幸福的大门在我面前关上了。

01

三四年之后,当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语文教师时,学校来了一堆女老师,不说花枝招展,至少在生理上是女的,然而,全被税务局的后生勾走了,我半点油荤都尝不到。

从长沙回来,在大巴车上,父亲忧伤的眼神和窗外沉沉的暮色叠加在一起,他似乎看到了我毕业后的结局,但又无能为力。

我当时倒不是太沮丧,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,觉得只要修的是中文就行,在湘中也是读中文,在长沙也是读中文,在北京也是读中文,在哪儿都一样。

其实,不一样。

于是就去,去读中文。

日子蛮好过的,感谢党,感谢政府,不用交学费,还发生活费,发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具。

那时候的心情,有点小兴奋,拿在手里的不是中学语文课本,而是汉语言文学课本,现当代文学,现代汉语,古代文学、古代汉语,逻辑学…………

我特么是大学生了,不用学段落大意,中心思想,基础知识了,那种感觉特别屌。

生活无虞,工作有分配,应该不负国恩,好好读书才是。

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我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,却在重点攻体育。

事情是这样的:为了报效祖国,强健体魄,似乎那时的大学生入校都有一个体育测验,具体而言就是五项素质测验,其中一项是投掷实心球,记得是八米左右达标。

那软绵绵的东西在我手里怎么也扔不远,总是落在六米的石灰线上。

我惶恐了,因为体育是必考项目,如果不及格,奖学金就会打折扣,甚至不发,奖学金其实也就是生活费。如果这样,那我就变成自费了,就不是党和政府培养的了,就特么是后妈养的了,而且估计毕业证书也悬。

为了对得起人民和祖国,一个中文系的学子,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闻鸡起舞,枕戈达旦,大早就跑步,然后用当年看武林杂志学来的常识,一手握一块红砖,练习左右冲拳,增强臂力和投掷能力。

半年后,我把实心球扔到了九米的石灰线上。

人争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,我的大学第一课,就是为了争这三米。

我感觉自己读了一个假中文系。

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体育上,却没有耽误专业课,门门八十分以上,不是我太厉害,而是我的专业太不厉害。

记得第一学期必修的是现代文学,鲁郭茅,巴曹老,还有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郁达夫、孙犁、冰心…………现代文学史上,大家璀璨,够你伏案读大半年的了。

然而,我想多了,我只要把唐弢编的那本薄薄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读个七成熟就可以了,任课老师在考试前三天敲着黑板说:请注意,一定要把简答题和论述题填满,不管你填的什么,只要填满了,及格的曙光就会照耀到你的额头上。

一部皇皇灿烂的现代文学史,无数先贤的智慧结晶,就这么三天被我们干掉了。

读了什么用?

02

有用啊,成绩好,有奖学金,毕业的时候有个好评语,至少不会丢掉自己该有的那份奖学金。

我也认真过,为了要对得起五四先贤,特意抽出一天的时间狂灌茅盾的小说子夜,结果在考卷上,这位泰斗只是一道两分的填充题。

认真,我就输了。

对于我们中文系的培训模式,学习内容,学历不高的父亲提出过疑问。

寒假回家,父亲问我都学些什么。

我说:现代文学,当代文学,现代汉语,古代汉语。

父亲说:不训练写对联和吟诗作画吗?

我说:那是旧社会的事。

父亲说:你太公读书的时候,要背四书五经,要填词作赋,要写时文,还要给乡里人写状子和田契,你学的这个中文,和你太公学的那个中文,好像不一样。

我说:太公好迂腐,旧社会好落后。

父亲看着我,那眼神,似乎也觉得我读了一个假中文系。

太公者,曾祖父也。据说老人家当年靠着给人写状纸,写田契,写碑铭,赚钱成了土豪,娶了四房老婆,子孙满堂。

现在回想起来,父亲的话其实触及到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实质性问题:汉语言文学到底是不是一门应用型学科。

好多年后,在暨大研究生的入学分班政治考试上,发卷子的老师看我在表格上填的是古代文学专业,很不专业地问我:你能背全唐诗吗?

我吓懵了,说:总共有五万多首,好不好?

他摇头:可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啊。

他可能觉得我读了一个假中文系。

其实这位老师也触及到一个教育问题:汉语言文学要不要有专业基础功训练。

以父亲为代表的社会,对中文系似乎带着一种应用学科的期许,你学了这个出来,就该是个能运用的文人,写得对联状纸,算得周易当得宰相,在民间可当唐伯虎,在朝廷可作诸葛亮,至少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吧。

记得有一位教大专语文的前辈跟我说,有一回去乡里参加一场丧事,逝者家属邀请他写一幅对联,他刚拿起毛笔,旁边一位也拿着毛笔的老先生吓的哆哆嗦嗦,因为他得知身边来了一位学中文专业的,不由得心里发虚,害怕起来。

那种哆嗦,是对中文的一种敬畏。

而我们学校所学的中文,是不会让这位老先生产生敬畏感的。

我们也不敬畏中文。

哪怕再难的专业课,完全可以上课睡大觉,等到考试前的一周,或者三天,甚至考试前一夜,点个蜡烛恶补一下,就可以轻松过关。

我记得稍微有难度的是现代汉语,需要复习三天左右,更有点难度的是古代汉语,需要复习一周左右,其他的,可以谈笑间灰飞烟灭。

专业考试过关了,却不等于技巧已经掌握了。例如鲁迅,不用熟读他的呐喊、彷徨、朝花夕拾,不要读其中任何一部作品,只要记住现代文学史上关于鲁迅的论述就行,无非就是:时代背景,人物形象,艺术手法。

还是没有跳出背标准答案的套路,而且比高中的背答案要求更松。

03

综合来看,我所学的中文,完全不同于我曾祖父学的中文,我学的勉强算理论吧,老人家学的是技巧,是运用,然而,也可以算是理论,父亲说,他柜子里厚厚的文选,难道就不涉及理论吗?

对这个状况,老师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的。

记得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经常强调:如今的就业,任何地方都可以要中文系的,其实,就等于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要学中文的。万金油就是没用的代名词。

他敲打着讲台,唾沫四飞,像极了一名律师。

他到底是摒弃了中文,去当了律师,二十年后大闹西部一所直辖市,扬名天下。

还有一位老师,原来是我父亲的同事,中山大学历史系79级的,后来也调到了师专,他写了篇文章抨击现有中文专业历史专业教育制度,是这么说的:

体育系的天天要跑步投标枪,艺术系的每天要吊嗓子练压腿,数理系的天天要做实验看数据,医学系的要背大本大本的医典,外语系的至少早晚要开口说洋话………………

中文系历史系的呢?

考试前几天背几个概念,看一下考试重点就行了。

这样的学生,没有基本功训练,毕业出来工作难找也活该。

不好意思,在自黑中文系的同时,再顺便碾压一下历史专业。文史不分家嘛,倒霉的时候也一块。

这位老师给我一个忠告:你在背重点、争学分的同时,好好研读一本史记,也不辜负大学一场,一个把史记读十遍以上的人,是不会差劲到哪里去的。

他的目的是想推行国学。

我的目的在文学。

国学和文学在我眼里没什么关系。

但是为了免于无聊,我还是真的买了一本岳麓书社的史记,然后从这位老师那里借了注释本,再备一个笔记本,摁着注释逐个地抄。

记得是寒冬的夜里,宿舍过了十点就熄灯,我借着烛光在黑夜里一点一点地抄,记,我不知道,我将来几年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寒夜,更不知道,这本史记能否给我黑暗的人生带来烛光般的照耀。

当时我们师专生时兴考自考本科,有一门就是史记学。

有一回,有个美女来我们宿舍,她是电大校长的女儿,看见我书桌上密密麻麻的史记笔记,顺便问了我一句:你修史记学?

我摇头。

她惊讶地问:你不修史记学,看史记干嘛?

我的脸唰地红了。

大家都污蔑我是看见美女就脸红,心怀不轨。

我百口莫辩。

其实我是真的觉得羞愧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一个学生不正正经经去修史记学,赚学分,却自个浪费学习时间去认认真真去读一本史记,同学,你得有多无聊!谈个恋爱也好吗。

认真,我就输了。

学中文,我真的输了。

师专毕业后,我去了农村教书,带着一肚子的文学史,人物形象,思想内容,艺术手法,去教农村的孩子。

父亲对我,有些隐隐的失望,他以为我会成为一个才子的,结果一出来,跟他所见到的那些语文老师没有区别。

我也不是等着政府来摆布我,有过抗争,有过奋斗。

快毕业的时候,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姑父,想捞我上岸,把我安排到县政府档案室,那时候没有电话,父亲连夜赶到我宿舍,叫我写篇文章给县里的领导看看。

我尽力写了一篇。

不到一个星期,回复来了:文采不错,后生可畏,可惜不懂政治,缺乏文秘训练。

学中文,跟文秘没什么关系,这样的中文有什么意义呢?

当然,我也找了一个理由:姑父快要退休了,他们不给面子。

记得当时的考试,是将几千字的资料整理成五百字的通讯。

我写着写着,发现自己变成了徐文长,五百字根本不够挥洒自己冲天的才华,正在踌躇际,一位监考的科员,估计是他的亲戚也在参加考试,想着替他的亲戚干掉一个是一个,于是上前冷笑说:你这样还是别考了。

我的脸唰地又红了,马上向巡场的宣传部长抗议。

宣传部长严肃批评了那个科员,然而,我还是没考上。

但是,我的考试作品被县里的报纸登载了,说是文采不错,这估计是对退休姑父的安慰吧。

据说当年有个参加县电视台考试落选的妹子,后来考上珠海电视台。

学中文,跟新闻没什么关系,这样的中文有什么意义呢?

我做的最猛一次抗争就是:跟县里主管教育的领导,教育局的领导大吵了一通。

力拔山兮气盖世,然并卵,谁让你是个师专生,况且还是学中文的。

04

记得有一位师姐,也和我在同一所农村中学,她幽怨地说:如果我能英语过六级,早跑广东去了,不在这里待了。

在得罪光了县里和教育局的领导之后,我想到过要走,然而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,我根本主宰不了我的沉浮。更不用说浪遏飞舟,我早就被浪晕了。

一个小城镇的平民子弟,背景不过关;偏偏学的还是中文,专业没底气。什么地方都可以不要你。

那时候想到过去广东,然而,真的没底气。当年,湘西的沈从文抱着一本史记上北平,那样的底气我真没有。

因为我一肚子的文学史,简答题和论述题,跟这个社会一毛钱关系都木有。

若果我拿着毛笔和那位乡下的老先生站在一起写对联,哆嗦的应该是我,而不是他。

我学的中文,让人半点敬畏感都没有。既做不了唐伯虎,更做不了诸葛亮。

记得刚到乡下教书的时候,校长是这么介绍我的:这是新来的刘老师,科班出身,师专中文系,才子,文人。

我的脸,唰地红了,他在鼓励我,我却觉得是在讽刺。

乡下教书的四年,是我人生最灰暗的四年,也是我思考专业的四年。我学的这个专业,到底有什么用,为什么让我一方面怒气冲天,一方却不得不畏畏缩缩,接受现实。

冲天的怒气,没有牛逼作为底气,也就是一团火气。

每年清明,我会和父亲去乡下扫墓,站在曾祖父的墓前,我对旧式文人的鄙视完全云散,对着老人家长满岁月苔藓的墓碑,想着埋在泥土下面的昭明文选,春秋左传,我觉得愧对祖宗。

按照父亲的话来说,学的都是中文,老祖宗却能换来大片良田,四房老婆。

我呢?只能憋在乡下一个角落,教书糊口。

我一定读了个假中文系。

中文系毕业的平民子弟,人生果然一片黑暗,比我在师专宿舍点烛抄史记的黑夜还要黑暗。

好不容易有个师范毕业的妹子看中我了,不过一年,就被一个国土局的公子哥勾走了,人家既不学中文,也不学西文,人家高中毕业,叔叔是财政局局长。

当年没去读税专,是多么地愚蠢。

我要离开家乡,去走异样的道路,而且,我要离开中文,去读异样的专业。

那就只有:改专业考研究生。

我说我要考法律专业,再也不做跟中文有半毛钱关系的事情。

然而,我这只雄鹰,壮志凌云地盘旋了半天,又乖乖地落到了中文这盘菜上面。

理由是: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。

考研英语已经把我折腾得七荤八素,然后再换一个专业,重新从本科教材学起,三五年之后,我也就三十岁了,考上的几率又那么低,到时候真的是空悲切。

我哆嗦着手指头,又在考研的报名单上填上了:暨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。

我很嫌弃你,但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,因为我除了你,一无所有。

当然,祸害我的罪魁,不能光怪到中文专业上,应该更多地归责到师专这种院校上面,师专的中文给不了你前途,国家211工程院校的中文系总能给你前途吧,况且是在广州。

那时候我知道,北大的中文系和湘中师专的中文系,真是有区别的。

于是,破釜沉舟,居然考上了。

这回应该不同了吧,然而,一时没发现什么区别。

到了广州,发现还是没有你中文专业的天地。

中文专业的硕士、博士,尤其是古典文学的,压根进不了广州市的一线院校。当然,所谓一线院校这个概念是我找工作时发明的,也就是所谓的:中山大学,华南理工大学,暨南大学,华南师大,广外等等。

周边大学呢?五邑大学,汕头大学,我不想去,他们也不想要我。

记得有一回去赤岗的一所学院投简历,足足花了我五十大元坐出租车到了那里,看见一个湖南小姑娘在试讲,香汗淋漓地讲完一堂课,然后是等老师的意见。

一群大妈老师嚷嚷着不要,因为小姑娘很快就要结婚生孩子了,她们不要。

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。

一打听,小姑娘姓戴,居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!

我凑上去说,我是男的,可以要我啊。

他们一看简历,说:不要中文系的。

长得漂亮的女生不要,长得一般的男生也不要。

一读中文误终生!

当然,我一直在洗底,洗中文的底,我在暨大读书的过程,也是一个洗底的过程,努力洗刷自己的中文底色,厚着脸皮往新闻的边缘蹭。

记得有一回新闻系开展活动,同宿舍的哥们见我辣么有志气,于是拉着我一起去。

结果到了宿舍下面集合的时候,新闻系的负责干事,一位美女,指着我说:中文系的混到我们新闻系里面干什么?顺便又把我的同宿舍哥们训了几句。

我灰溜溜地回到宿舍,脸唰地红了,觉得自己该有多无聊,就跟当年傻逼逼地去啃史记一样。

然而,我还是那么无聊地钻营着。

争取当研究生报的主编,开辟一个娱乐版,专写八卦,让研究生报第一次有人喜欢看。

我努力地改变自己,然而,一时似乎木有什么用?

我刚入校的时候追求一个家乡的理工师妹,追到人家考上暨大研究生了,我在她面前装孙子足足两年,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

快要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。

我当时想不通,我对你那么好,就差没叫你姑奶奶,而且我们也般配,你美得没人承认,我帅得天花板很低。

你为什么就是看不上我?

记得分手后的某个冬季,我从南都回学校,在公交车上,碰到了已经被别人挽起长发的她,很同情地对我说:

老刘,你还在忙啊。

我说:没办法,要找工作,要找饭碗。

她说:如果你不介意的话,我那位可以帮帮你,他是学建筑学的。

刹那间,我开悟了:原来我的失败,是专业的失败,是汉语言文学输给了建筑学专业。

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,回到学校,我在宿舍里苍凉了半夜。

学中文,老婆都难找。

在师专读中文,跟在暨大读专业,似乎没什么区别。

这个场面让我对过往人生的一些困惑,也豁然了。

记得师专毕业前夕,一位长相帅得跟林志颖差不多的哥们,还是学生干部,死命追求外语系的一位女生,但怎么都上不了手。

我们几个一起帮他找原因,你这么帅,你这么优秀,为什么外语系的妹妹不喜欢你呢?

答案在六年后广州的那一刹那豁然了:

因为,你是学中文的。

回忆那时候师专的妹子,不管是中文系的,还是外系的,绝大部分看不上中文系的男同学。她们宁肯去找钢铁厂的高中毕业生,或者退伍军官,也不看中文系的文人们一眼,因为中文系的男生不能给她们带来好的前程。

后来,我和师专中文系的妹子们聚会时,基本上都是蛋蛋的态度。

将近毕业的一晚,有个中文系的妹子破天荒地要跟我聊天,看在她给我买冰淇淋的份上,我在黑暗的体育场陪了她半夜。

为什么找我陪?

要我听她诉说对一个体育系帅锅无望的单相思。

我从傍晚六点陪她到晚上九点,一直憋着尿,不好意思说,毕竟人家还把我当同学看,不胜荣幸呢。

学中文,学出了半生的苍凉,比曾祖父长满苔藓的墓碑还苍凉。

逐渐开悟的我,开始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:不从事纯中文工作。

我曾经修过一门名为杜诗学的课,估计老师是看走了眼,对我极为赏识,一定要介绍我去考复旦的博士。

我吓得浑身发抖,马上婉拒,理由是:年纪大了,如果再读博士,年纪更大了,到时候恐怕只能是青春不堪回首书卷中。

我不想在这门非运用性学科上再耗下去了。

当然,我对中文的这种态度,并不意味我对导师、老师的态度。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,有它的研究价值,而且很大很有意义;另外,我相信我的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师,如果出来做其他工作,也一定很出彩,’但是,汉语言文学总不能局限在研究的范围之内吧?总有人做点其他的什么,将这门学科变得有点利用价值。

当然,我当时没想得那么远,我只是恐惧找不到饭碗,娶不到老婆。

这种恐惧,不是凭空飞来的。

记得2000年的时候,有位历史学博士来广州找工作,找呀找,找呀找,总是找不到,结果他老婆要闹离婚。

据说,后来还是找到工作了。

阿弥陀佛,大慈大悲,这位博士一定是祖宗积德了。

中文系,历史系,在这方面差别不大。

05

暨大眼看就毕业了,我居然进了报社,还是中国资产最大的报业集团。我终于要走异样的道路了。

在我之前,进媒体的只有一个,那是佛山文艺。

文学院院长请我们98级四个硕士吃饭,语重心长地说:你四个,只要留一个做学问就够了,其他的要尝试去做做其他的工作。

那一年,我们四条汉子,两个在高校,两个在新闻机构。

我进了报社,居然进的是财经新闻中心,当编辑。

大家都以为我会进副刊的。

后来才知道,负责招聘的领导见我的档案上写着古代文学,就说:要进一个有点文化的,让我们的财经标题有点文学色彩。

原来,广州也是需要中文的。

发现中文运用价值的,居然是新闻系的人。

领导是我师姐。

读个暨大的中文系,和读个师专的中文系,还是不同。平台使然。

当年那位干事把我从新闻队伍清除出来,现在,我又被安排了进去。

在报社的岁月勿须赘言,虽然是高度专业的财经,然而,一个中文系的学生,只要不蠢,又不懒,还是能慢慢理解的。

如果张九龄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张居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他们活到今天,一定不是去学中文,而是去学经济,学工商管理。

或者说,如今的王安石、张居正、曾国藩都在学经济。

时代不同了,学科扮演的角色在改变。

过去经天纬地,如今龟缩书斋,过去安邦定国,如今谋个饭碗。

西方也未尝不如此,文学博士先要端几年盘子,然后去学校谋个职业。

而且,更恐怖的是,随着时代的进步,中文这门学科的功能被阉割了。

学西方的模式,中文成了一门严肃的学科,不掺杂其他任何的因素,这样看起来,更加纯粹了,更加学术了,然而,中文却被毁了。

它不需要扎实的基础功夫,它甚至不需要熟悉文本,它跟文秘无关,它跟新闻无关,它跟经济无关,它跟哲学无关,它几乎跟一切运用无关。

如果某些人的字和文章写得好,跟大学的中文关系没什么关系,而是家学使然。

我所读师专的同学,有不少字写得好,文章写得好,然而,跟中文专业的培养没什么关系。

社会上失去了对中文的敬畏感。

而张九龄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张居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他们学的,跟文秘有关,跟新闻有关,跟经济有关,跟哲学有关,那时候的中文(姑且以此命名),跟运用有关。

在经济新闻中心的十年,是我困惑的十年,也是我思考的十年。

曾祖父的墓碑时时刻刻在梦中萦绕,中文的实用性不应该随时代埋葬在泥土下面。在做经济新闻编辑的同时,我拿出当初在师专抄得密密麻麻的史记,拿出曾祖父当年也读的昭明文选(不是曾祖父用过的那本),反反复复琢磨起来。

一时觉得编辑过的那些财经新闻,那些见过的财经人物,和史记里的那些人物,那些章句,慢慢得融合起来,成了一片。

原来,古今都是一体。

06

于是,试着用文言文在新媒体上写王石传,马云传,敢死队员徐翔传,贾跃亭传…………

居然也有十万加的,也有百万加的。

师专寒夜里抄史记注解时那点点的烛光,开始照耀。

2016年开始,北京有人跟我说:刘老师,看了你的徐翔传,我想请你写一篇资本市场的古文,七千元,您别嫌少。

我当然不嫌少,于是写了。

后来发现,确实要价低了。

上海又有人跟我说:刘老师,我们地产公司十六周年庆,麻烦你写个高大上的传记,两万五千元,您看行吗?

当然行,于是写了。

后来发现,确实要价低了。

接着,青岛来电话,电影发行公司来电话,游戏公司和银行在后台留言…………

我可以卖文为生了,于是,决定辞职。

在那个开满插茶花的山岗上,在那个月圆之夜,蓦然回首,发现我的曾祖父在对我微笑。

姑且用一下席慕蓉的这种套路,证明我当年确实是个文学青年。

我并不想吹嘘我有多么成功(如果这也算成功),我只是悲凉地发现:

大时代一个迂回,我居然走回了曾祖父的老路子。

唯一的区别是:我不会去娶四房老婆。

把中文变成了一门运用学科,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,高大上装逼的文化需求。

我意识到,我并没有为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找到一条出路,我只是找到了适合我的路子。

传统媒体式微,我不怕,和领导闹翻,我不怕………………

因为我手里有曾祖父的江湖绝学。

我有一位同事,武汉大学中文系的,然而,让他半生衣食无忧的,却是他精通的周易。

兜兜转转这么说,我并不是想推行国学教育,国学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我只是困惑,时代的进步,教育的发展,必须以阉割中文的功能作为代价吗?

有没有这样一种中文专业,不局限于西方设定的模式,而是包涵文史哲经济在内,一方面文本读得滚瓜烂熟,一方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大局,包括股市了熟于心,一出来就能马上用,成为真正的万金油。

读出来,你真的就是唐伯虎,诸葛亮,也是李彦宏,马云。

微斯人,吾谁与归?

来源|刘备我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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